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前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仍在执行。这其中,派遣留学生制度就是其。同年的11月,41名留日学生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将在护照批复后,远赴东洋,开始他们的留学生涯。朱文精和后来与范和钧发生较大矛盾的李毓茂都位居其中。
朱文精,字映楼,会泽县人氏,他在家乡考取生员(秀才)后赴省城继续求学。此时,正赶上张之洞号召改革文场科举制度,增加经济、西学内容;改革武场考试内容,停办骑射,增加枪炮;同时将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增加各种经济、科技、实业以及很多现在看来过于专业的课程。尤其是袁嘉谷考取经济特科状元,云南人纷纷加入新学,朱文精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省会师范学校完全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13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他参加了赴日留学生选拔考试,考试的题目很难,朱文精以汉语40分,英语50分,史地55分,理化41.3分,数学无成绩,博物60分,总平均41.05分的成绩考取(当场最高平均分为57.08分)。在赴日留学生考试的同时,赴欧美留学生考试也在进行,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熊庆来,整顿云南的锡业、银行业,为云南在偏僻的西南建立自己半独立的经济体系立下卓著功劳的缪云台等人也是这一年考中的。
截至1913年底,加上朱文精、熊庆来他们这一批,云南派出公费留学生共139名,其中,留日122名,留学欧美17名。他们到达所考取的国家后,将领取半额官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及预科学习,再考人高等专门实业学校,才能领取全额官费。如果官费生无法考入高等专门实业学校,所余缺额也可以由考入的自费留日学生填补,后来成为恒盛公老板的张相时就是这样进入官费行列的。
还有一些留学生生病去世或者提前回国,比如,云南女子李俊英就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毅然回国,组织救护团,在前线救死扶伤。起义胜利后,她又成立“烈士遗孤教养所”养育那些捐躯烈士的子女。
朱文精到日本后,刻苦补习语言,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考取了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务省制茶部(现名静冈野菜茶试验场,基本上是一个研究机构),拟于1915年人场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宜良人陈洪畴。朱文精、陈洪畴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研习茶叶的留学生。由于云南方面给他们的经费仍是半官费,因此推测,该机构的性质应该是大专。
用我们当代人的眼光看,在日本学习茶叶技术是一件相当怪异的事情。首先,茶叶原产地在中国,日本无论是茶叶产量还是种茶历史都无法和中国相比,况且,中日两国制茶工艺不同,品种差异较大,在日本所学是否能为中国所用是令人怀疑的。
其实,自从印度、锡兰茶叶大发展以后,大清政府就发现了中国的茶叶生产存在问题,他们派官员考察,提出改良建议。1898年,光绪帝就下旨,命各省成立茶务学堂,用技术武装茶农。
1913年,云南民政长罗佩金就依据省议会议员的提议,提出这样的报告:“往昔中国之茶畅销俄法奥美等国,今则滞塞难销反不若日本销之旺盛,因中国制造拙劣,不如日本精美。试即茶之性质言之,日本茶性寒冷,中国茶性温和;即茶味言之,日本茶味苦涩,中国茶味清凉,何以欧美各国拒绝华茶,欢迎日茶?由日人巧于制造,投其所好,无往不利。华人则不然,只图目前小利,弗计将来滞销,杂质、粗叶混合成块,故人皆望而生厌,不惟红茶、龙井、香片各种无一可销售于外国,即云南之普茶、春茶、保皇(原文如此,疑指宝洪)猛户(疑为勐库)等茶亦复滞销如故。
然今日而欲整顿茶业挽回利权,唯有遣派学生赴日本、爪哇学习种茶制茶之法。查日本之茶味虽不佳,其种茶之法、制茶之方,为中国所宜取法者尚多,宜派农业学校毕业成绩较优者四名赴日本、台湾学习种植与制造之方,学成归国后设制茶试验所试验合法后,一面令地方官照新法推广种植,一面令各处所产之生茶照新法制造。又爪哇之茶亦大发达,能销南洋群岛一带,其产额之多虽不如日本,而制造法之精良与日本亦有不同,此亦宜派农业学生二名赴爪哇学习制法,学成后回滇制造,于云南茶业一项亦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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